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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

(2019-10-07 18:20:23)
谨以此篇,纪念陈寅恪先生去世五十周年                       
(1969.10.7——2019.10.7)                                     
                                     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            

                            陈寅恪在战前的清华大学留影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放洋16年没弄到一顶博士帽子,成为后世谈论的话题之一,而他所学所懂的文字种类更令后世学界惊叹不已,坊间亦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那么陈先生到底懂多少种文字呢?

许多年前,作为侄子的陈封雄先生曾好奇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滕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具体实践吧。那么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呢?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可使沧海涌动,群山移位,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是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显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辞。陈寅恪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了阅读藏巴利波斯阿拉伯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据陈寅恪另一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决非一点线索未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

——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大课,并震动了学术界。后来许多教授都前往听陈寅恪讲课,其中包括清华中文系主任/曾写出过散文名篇《荷塘月色》的朱自清,一代哲学大师/文学院长冯友兰等名流大腕。一时间,陈寅恪声光四射,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与“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傅斯年语),无人与之匹敌的史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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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乱世之悲歌:陈寅恪与傅斯年     

                                             
      日暮黯淡,我终于读完《陈寅恪与傅斯年》最后一页,插在书中倒数第三页左下角的陈寅恪先生之暮年肖像,在残照里更添沧桑。文字能够离开视线,忧伤却不能够被遏制,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界大师们,虽然有通古博今、洞穿历史的本领,却不能够阻止时代变迁与社会动荡,不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洞穿自己的命运,面对离乱之世,人类无一例外,都是渺小的弱者。

      面窗而立,掩卷长思,飘渺在远处的青山隐于残霞,我叩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又是什么指引着站在同一起点的人们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样复杂而没有定解的问题,恐怕用培根在《习惯论》中的见解也只能勉为不完全的注脚:“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陈寅恪先生的隐忍学者之风,决定其最终留在新中国并隐居岭南;傅斯年先生的霸气与主动,导致其最终归于国民党,并在台大校长的要务中以猝死了结华年;而生长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厚学才俊,如王国维、胡适、周作人,周树人等与此二人的结局更是迥然不同,时代与天命的不可违,都浓缩在各自独特的性情之中,何滋全先生在序言《独为神州惜大儒》中追忆往昔,以九十八岁高龄仍有唏嘘之情肠,何老慧眼,对陈、傅二位大师亦有性格决定命运之叹:“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素,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

     历史风云际会,时光回转于1926年7月8日,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内荷香阵阵,绿树荫荫,面容清癯、目光睿智、身着长衫的陈寅恪健步跨入清华园,这一步走得很漫长,漫长到要用生命中十六年的海外苦读作为代价,漫长到要以无数个以书充饥食不果腹的穷留学生夜晚作为前奏;这一步走得很艰难,艰难到要陈氏之世交国学元老梁启超动气动怒,才说服了校长曹云祥聘请陈为教授,幸好曹云祥是开明的,否则,这“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大师将会以何种情状出场?

     此时的傅斯年刚刚从德国柏林乘船穿越茫茫大海回国,按照计划应到北大任教,可是当时北大因学生运动开罪北洋军阀政府而被打压形同解体,北大灵魂人物蔡元培与胡适相继出走欧美,前途未卜的傅斯年在香港停留时被中山大学聘为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虽与清华失之交臂(陈寅恪正在积极为其运作入清华教学),却并不影响其野心勃勃的开拓性人生。

      陈、傅的合作与二人的辉煌相互叠加,始于两年后,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所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为历史组组长,在史语所成立短期内均有令学界瞩目的作为:8000麻袋15万斤的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逃过被当做故纸毁掉的命运,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斡旋下购入史语所,从而留下珍贵的《明清史料》;考古学家李济主持的考古组则发现并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挖掘,得到大量珍贵的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等。

     如果历史像平静的流水那样平稳发展,陈、傅的结局想必不会有如天地般巨大的差异,但是历史总是给世间留下不同的遗憾,日本入侵打碎了学术研究的辉煌,山河破碎,家国有难,安全与温饱都成了问题,做学问自然成了奢侈之事,很多研究在硝烟中搁浅,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南逃躲避战乱的过程中,走向不同方向。

     坊间关于陈氏入清华前的史料单薄,因而诸多关于陈氏的传记多采取简单处理的省力方法,此书在二人的前半生里没有偷懒,作者从别处入手,尽可能多的以相关的书信、笔记、回忆文章等来铺陈二人的幼年生活及留学生涯,通过辅以与二人关系密切的师友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朱家骅、吴宓、顾颉刚、鲁迅等人来层层剥开错杂的历史事件,以多方面的文字还原两位学界巨子清晰、真实的轮廓,尤其开篇几章,作者不惜大量笔墨介绍陈、傅两家祖上及家学渊源,于我这等少文化的读者,通读难免有史料杂陈、罗嗦、无味之感,但是毕竟可以从二人不同的生活、教育环境为两位大师的不同天性做了侧面投影,只是,如若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再梳理得清晰、简练些,当令普通读者更多些方便。
                                                                                                                           2018-11-17 01:37:04











连接,点击——《陈寅恪与傅斯年》评论



















                     

     从2011年11月2日起,时捧时放,至今日(2014年9月27日晨)终于翻罢了这部150万字的浩然巨作。
在这前前后后的阅读长征中,对这部书的心态也经历了起伏波折:购书前热切期盼,到手后兴奋难释,开读时倍感任艰,读罢后百般感念。
因接触民国史初识那个年代的学界大牛,又因《陈寅恪与傅斯年》接触到岳南,再由岳南结缘于《南渡北归》——现在回头来看,还是《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感触更深些,或许是结识岳南的首作,也或许是那本书本就人物线简单,总之,感念要比《南渡北归》好上很多。
《南渡北归》一书,最大的感觉就是浩繁,时间跨度长,人物故事繁,再加上诸多人物线交错反复,而此书又少有“厚此薄彼”的人物对比,总体感觉就是繁乱——当然,这也于个人知识储备有关,如若个人知识广度够,或许线索架构会清晰不少;
其次,此书虽是史作,但史料巨细略感取有余而舍不足,过于求详略有八卦之感,再加上作者对某些人物或心存偏念,部分论断个人色彩浓厚,让人难以将此书视为严谨的史作;
第三,语言过于流俗,江湖气味略浓,与此作的史书性质严重违和,也影响了部分人物形象的客观塑造。
(关于不足之处:此书曾入选南都周刊2011失望之书和新京报网友2013年度失望之书,读者所感略同。)
当然,瑕不掩瑜,此书于我来说还是属于读罢可以留存的书:
1、史料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学者的辞海,想必知名者是未有疏漏的,对于一个非专业读者来说,吃透这些史料对中国近代的学术史也有个眉目了;
2、细看此书,或许夹杂了作者过多的个人情感,但恰是这些情感反倒某种程度上使此书显得有些“政治突破”。
——中国的近代史,在这繁若星辰的大师上,其实留下的只是两道深刻的时代烙印:一者八年抗战,二者中共建政。前者于这些大师来说更多的是物力的困苦,而后者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却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是“离别”卷给人最深的感受,如作者所言“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满了翅膀也难以越过沉沉的密网流窜到边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样有三个洞窟藏身避难,只有像被堵住老窝的兔子或其他蛇兽,老老实实地等待被捕获后,或扒皮,或开膛,或下油锅任意处置了(离别卷p424)”。
同八年抗战一样的艰难,却远比八年抗战的时代要黑暗。
此书副标“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是一个民族的哀叹,可我期盼这只是一人、或一个时代的错

  念。


     点击——

                  南渡北归,一次长征式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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